国庆期间遇到不少事，可最窝火的要算丢火车票了！ j接下来吴律师就以“我”作为该话题的切入点，一起分享一则关于丢火车票的相关法律知识 前几天从武昌回来，就在快要下火车的时候，”我”才发现车票丢了，于是抱着侥幸而理直气壮的心理下了火车。
说是侥幸，是希望验票员不检查车票，而”我”也不想与验票员多费口舌；说是理直气壮，则是如果真要验票，”我”可以拿出一大堆证据证明我是有车票的。
可现实是，首先我运气不好，我刚好走在查火车票的验票处；其次，”我”理直气壮地同时，那些蛮不讲理的人打击了我的信心；最后”我”还是侥幸地违反了规则。
”我”说回车上找车票，其实走到半道”我”才意识到这不是火车的终点站，于是”我”在出站口绕老绕去，等人员交接时“逃出升天”。
如果把“我有车票”看作是实质正义的话，那么“出站时出示车票”就是一种程序正义。
就这个简单的事而言，可以提出有两个问题：第一个是最基本的问题，任何正义必须是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体，在实现正义的时候，必须遵从程序，以证据的方式呈现实质正义。
如果这样说，我只是侥幸过关，而且在实质正义无法实现的时候，我违反了规则，由此可知，当人手握实质正义之时，要么理直气壮地超越规则，要么不再讲理地逃避规则。
第二个是更深层次问题，那就是当实质正义不成问题时，程序正义的实现方式是否可以多元？这种多元的方式是官方认可，还是以习惯地方式出现？具体说来，就是证明乘客是否购买火车票的方式可以多样化，而这种多样化是由铁路总公司明文认可，还是可以双方讨价还价，最后落实为交易习惯？
答案有三种，理论的结果是“证明车票存在”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，可以被明文认可，也可以是以交易习惯的方式出现；理想的结果是以交易习惯的方式存在，其理论原因是法律的渊源是多元的，其现实因素是铁道部改为铁路总公司，是一个民事法人，乘客与铁路总公司达成的是客运合同，完全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，当然可以认可交易习惯。
次一点的结果是乘客与铁路公司斗争，让其修改规则，明文承认多元的证明方式。
现实的结果是铁道总公司虽然改了名字，但“铁老大”的作风依旧，什么都它说了算，再加上补票中存在权力寻租空间，验票员能从中自我牟利，所以丢了车票，管你什么实名制，照样补票。
“实名制”目的何在？是否“实名制”只能成为州官们约束乘客之工具，而不能方便普通百姓呢？事实上，丢了火车票，完全可以利用身份证去查实，即使没有身份证，也可以用其他证据辅助证明。
接下来，说说“多种证明方式”存在的合理性吧！
1、无罪推定
当天在出站口，我与验票员说理。
他说“火车票实名制的目的时制止黄牛党”，我说“不对，实名制以制止黄牛党为手段，目的时保证乘客能够按照要求买到车票”。
其实，这里涉及一个规则适用对象的问题。
这个规则表面上针对的是黄牛党，但实质上适用所有乘客。
这个规则不应该把每个人设想为“黄牛”，而应正常对待每一个人，即“无罪推定”，认为每个乘客都是合法地善良地遵守规则，购买车票按时按要求地乘坐火车；当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时，就应当认为乘客是有车票的。
2、铁路总公司的民事主体身份
铁道部改组为铁道局，未实行政企分开，设立铁路总公司。
按照机构改革的目的和改革之后的性质，铁路总公司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，是与乘客一样平等地收到民法调整。
乘客与铁路总公司在常态下是一种客运合同关系，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是一种违约（未能提供车票）或是侵权（根本没有买票），按照“谁主张谁举证”的原则，铁路总公司认为乘客违约或侵权，可以要求乘客拿出车票，无法拿出车票的，可以用相关证据证明，这种证据包括短信、邮件、乘车时间和证人。
验票员跟我说，现在很多人利用邮件证明自己乘车，但他买了车票之后又退票，这个很难证明，其实很简单。
每次在火车票官方做了交易，都会发邮件和短信的，是否取票、退票和改签全有记录，如果乘客删除了某些信息，意味着乘客证据的证明力小，盖然性小，无法证明自己的风险也随之增加。
3、经济分析方法下，乘客与铁路总公司利益不对等
从成本与收益角度看，每个乘客按照要求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，就应该对等地享受提供身份信息之后带来的便利。
现行的火车票实名制让乘客们必须提供身份证明才